中国佛教史
  任继愈《中国佛教史》·二、大乘佛教在西域的兴起
 

二、大乘佛教在西域的兴起

  自阿姆河到印度河,一直是民族关系特殊复杂的地区。亚历山大和塞琉古两个帝国相继衰落以后,来自地中海东岸的希腊人建立了大夏国(巴克特里亚),帕提亚人以伊朗为中心建立了安息国(帕提亚),还有越过帕米尔来自祁连山和伊犁河的塞人和月支人,前者的一部分定居罽宾,后者建立了著名贵霜王朝(大月氏)。

  喀布尔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,本来是东西文化荟萃之地,除了土著的思想信仰,还有希腊、波斯的宗教,尤其是有袄教和婆罗门教流行。张骞西域以来,加强了与罽宾和我国于阗疏勒龟兹及内地的联系,罽宾、于阗等地的巫术和我国内地的一些传统宗教观念,也汇集到了这里。大夏的统治不但使佛教得到广泛的传播,而且在理论思辩上也有很大提高。安息继续对佛教采取支持态度,一度还作为压制和驱逐袄教的重要力量。公元1世纪中叶。大月氏的贵霜翎侯丘就却统一内部,占领了罽宾和高附(喀布尔),赞助佛教的发展。其于阎膏珍以犍陀罗(自沙瓦和拉瓦尔品第地区)为基地,建起了横跨中亚的强大帝国,与东汉王钥和我国西域一带有了更加密切的交往。似乎曾转向希腊罗马诸神,也信奉湿婆。到第三代迦腻色迦王迁都白沙瓦,国势达到极盛,他积极扶植佛教,使之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;文化也十分繁荣,早在亚历山大时期,即已酝酿的犍陀罗艺术,更充分的运用到佛教上边。此外,地处阿姆河以北,介乎咸湖与巴尔克什湖之间的康居国,受安息、大月支的影响,佛教也有相当的传播。

  上述诸国的佛教状况,除贵霜王朝以外,已经很难准确了解。现在只能从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历史记载,反推那些国家的佛教概貌。

  公元前2年,由大月氏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经给西汉末年的博士弟子,内容不详。但就当时的一般儒生言,都是既读《五经》,又善谶纬的。制造谶纬,需要妖言神话。公元65年,楚王英供养伊蒲塞、桑门,斋戒祭祀浮屠;公元70年,以结交方士、造作图谶,被控以密谋造反罪。在这里,佛徒被视作方士一类,佛经被当成谶纬看待,不只是反映了当时内地对佛教的认识水平,也表现了西域佛教的一个重要动态,即佛陀的神格化和佛教的巫术化。

  巫术化是佛教走向民间的重要标志。《寂志果经》列举佛教内部的“异道邪见”中有:学修幻术,说日之怪,逢占观相,学咒欺诈术,学迷惑咒,观人相面,星宿灾变,风云雷雾,求索良田等,以为这都是要得畜牲恶报的行为,佛徒是不应该干的。像《摩诃僧祇律》等也把“手自然火”、“诵咒行术”

  定为邪命范围,明文禁止。这说明,不但袄教对日和火的崇拜,已经渗入佛教行列,民间巫术的渗透更加严重而且普遍。某些僧团的禁令并不能制止这种趋向的发展,早期来华的知名僧侣,包括安世高、支娄迦谶,以至佛图澄、昙无微等,都同时以巫术见长。现存有多种失译的杂咒佛经,大都出在2、3世纪,也反映了西域佛教的这一趋势。从总体上看,佛教的巫术化是佛教向大乘过渡的一个重要环节,大乘日益向多神主义发展,也是由这里开始的。

  第一批来中国内地译经者有月氏人支娄迦谶和安息安世高。他们在汉桓帝建和初年(147—148)进入洛阳,正是贵霜和安息的强盛时期。在2至3世纪中,还有来自康居、天竺和罽宾等地的译家,他们各自带来了故土的佛教消息。

  安世高安息国王子,可见当时佛教已进入安息的官廷。他译介的佛典,集中在阐发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上,其中有理论性很强的《阴持入经》,有把禅定与佛理结合密切的《十二门》和《安般守意》等,也有许多后来被收进诸《阿含》的小本经典。由此看安息佛教,依然保持早期佛教的古典内容和重视个人宗教践行的传统,但在理论上有很大提高,成熟而且系统。另有优婆塞安玄者,持戒通经,汉灵帝末年(189)经商到洛阳,与人共译了《法镜经》。此经特别为“居家开士”(在家菩萨)说法,把“救护众生”、“度脱众生”作为信奉佛教的第一大誓,以“布施”为中心,概述了“六度”的修道方法,这些大异于早期佛教的思想,表明安息也早有大乘佛教,并在商人中流行。此后,在魏晋之际,还有沙门昙谛、法钦等,也是来自安息的译家,前者译出《昙无德羯摩》,属法藏部律;后者译出《阿育王传》等,在天龙神话中杂说小乘教理。安息的小乘佛教占有明显的优势。

  月氏有可能是早期大乘经典的主要产地。支娄迦谶的译籍中,几乎概括了大乘佛经的所有类别,其中《兜沙经》,后来被收入《华严经》,《道行般若》被编入《大般若经》,《平等觉》、《阿佛国》等,被编入《大宝积经》,至于《般舟三昧》、《文殊问菩萨署经》等,则被收进所谓《方等部》。其中《道行般若》,开辟了大乘空宗的广阔天地。《兜沙经》把佛推广到十方世界,随人变现,无所不在,释迦只是其中的化身之一;

  《般舟三昧》将禅法引到观想诸佛和诸佛皆幻的境界;《平等觉》则创造了一个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。其经典之多,范围之广,内容之杂,现示月氏佛教的大乘化在1世纪已达到很高的程度。8世纪上半叶,在吴都建业月支人支谦,继续大量译介大乘经典,其中《维摩诘经》,号召佛徒深入社会底层,救拔众生,把在家佛徒的地位,提高到诸大出家菩萨之上,对小乘佛教讥贬呵斥不遗余力;介绍菩萨的经典和各种咒经也占相当比重。月氏的小乘佛教在民众中的威望似乎远不如大乘高。

  3世纪中叶在交州译经的支疆梁接,大概是由天竺经海路来的月氏人,他译出的《法华三昧经》,稍晚一些,由另一个月氏竺法护在河西走廊重译为《正法华经》。此经站在大乘的立场,对佛教内部各派采取调和态度。它分佛教为“三乘”:声闻、独觉和菩萨:三乘所乘工具虽有不同,目的都是为了出离生死火“宅”,故统归之一乘,所谓“佛乘”。它不但宽容了一贯反佛的调达,而且预言调达将来一定成佛。这是大乘思潮占有优势,充满自信的表现。

  竺法护世居敦煌,约8世纪中,随师西游36国,带回大量佛典,经他译出的,有159部,309卷。相当充分地反映了贵霜王朝末期,佛教葱岭附近诸国的发展情况。此中除上述诸人译介者外,还有后来被收入《宝积》类的《密迹金刚力士经》,收进《华严》类的《渐备一切智德经》和《如来兴显经》,也有归为一般方等部的《普曜经》。其中《密迹》提出佛陀以身口意三密说法,佛徒以三密修行,为佛教向密宗的发展,奠定了真正的理论基础;《渐备经》用“三界虚妄,唯是一心作”统一“十二因缘”的多元论说法,为大乘唯识哲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。这两部经,特别用日光譬喻佛身之普被众生,由佛身发大光明,表现佛之神威和慈愍。这种将佛喻为太阳,显然是受太阳崇拜和袄教的影响。

  贵霜王朝强盛时期,影响曾远及我国于阗。据《洛阳伽兰记》和《西域记》等记载,于阗佛教始自随商队来的迦湿弥罗比丘毗卢旃。他说服于阗王信奉佛法,建造伽兰。时当公元前1世纪,正值大月氏统一之际。传说所建伽兰,就是著名的赞摩寺。260年前,于阗有大乘经的消息,已为洛阳所知,朱士行遂去于阗求得《放光波若经》梵书正本90章。此经在将被送还洛阳之顷,受到于阗小乘学众的强烈反对,以为“汉地沙门欲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”,要求于阗王禁止传出。经过若干波折,始在内地由于阗沙门无叉罗译出。286年,同本的《光赞般若经》经于阗沙门祇多罗传来,由竺法护译出。

  这类简略的事实表明,于阗佛教在公元前即已流行,小乘佛教得到王室支持,占统治地位,大乘佛教被视作婆罗门外道,还没有取得完全合法的地位,但在社会上的流通,已经不可遏制。这大体反映了当时犍陀罗和迦湿弥罗的佛教状况。

  龟兹丝绸之路北道的交通要塞,也是大月氏佛教传进的必经之路,同罽宾、于阗疏勒以及天竺,交往颇频繁。

  3世纪下半叶,有所谓西域沙门白延者,游化洛阳,重译《首楞严》、《无量寿》等大乘经典,一般认为他就是龟兹人。

  帛尸梨蜜多罗,传为西域国王子,也是龟兹人,在两晋之交进于内地,善持咒术,译有《灌顶》、《孔雀王神咒》等,被视江东有咒法之始。由此看龟兹,王室也崇信佛教,而且特别向密教的方向发展。有帛远者,河内人(河南河内县),晋惠帝时(290—306),在长安译出方等部大乘经和若干部阿含小经,也传有《无量破魔陀罗尼》等密教典籍。他声被关陇,崤函之右,奉之若神,尤为羌人所拥戴。他的译籍,也反映了龟兹佛教的密教化状况。

  由葱岭通向龟兹的第一大都是疏勒疏勒之传进佛教。理应早于龟兹。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载,元初(114—120)中,疏勒王舅臣盘被徙于月氏;及至疏勒王死,月氏送臣盘归国,立为疏勤王。《西域记》载,迦腻色迦王兵威至于葱岭以东,“河西蕃维畏送质子”。迦王为此质子住处建立专门伽兰。有学者认为,此质子当就是臣盘。臣盘后回国为王,在疏勒推广佛教是当然的事。据后人历次游历疏勒的记载,此地供养“佛浴床”、“佛钵”、“佛唾壶”、“佛袈裟”等佛遗物非常突出,明显地保留着早期佛教的特色,所以僧人也尽是小乘学者,偶尔才有外来的大乘僧人出现。国王大都是佛教的提倡者。

  在大月氏北部的康居,佛教也颇流行。到3世纪,康居的译经者来汉地已有不少,如汉灵帝时的康巨、献帝时的康孟祥、曹魏时的康僧铠、孙吴时的康僧会等,所译经典大小乘都有。他们大都是随其先人或经商,或进乱辗转进到汉地的,有的在汉地定居已经数代,因此,他们译出的经典不能完全代表康居的佛教。但他们都信奉佛教,是由康居带来的传统。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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