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 |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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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官邮和私邮
汉朝的邮传与前期一样,也主要是官邮。邮亭和驿置最经常传递的是国家的官文书。这些官文书中最大量的则是皇帝下达的军政命令。皇帝诏令一般由丞相府下达郡县,然后再层层传送到每一个边防烽燧。除此而外还有中央一级大臣发给州郡的文书,也由邮驿传送。东汉末年,东郡太守桥瑁就曾诈称“三公”,“传驿州郡”发文讨伐董卓。再有,便是中央和地方之间日常行政事务的联系,其中如年终人口钱粮的统计、盗贼狱讼等向中央的定期汇报,亦都通过邮驿的途径。 汉朝没有合法的私邮制度。官员互相之间的通信联系,往往通过官邮系统来进行。有时通过向上汇报情况时顺便捎带几封私人书信,有时则凭借自己的权势,迫使官邮为自己服务。例如,在出土的汉朝简牍里,考古学家也整理出不少当时的私人往来书信。在出土的居延汉简里,有两封书信特别耐人寻味。这可能是当地的两名下级官吏各自写给妻子的书信。一封是名叫赏的写给妻子子卿的,现存原信文字约50字,内容是感谢在家的贤妻恪尽孝道,代他敬事父母,并嘱她冬寒要注意身体,多穿衣服,按时酒饭。另一封是名为宣的边城某候所官,写给家中名叫幼孙的妻子的信,内容是要妻子转向妻兄和岳父请安,并告诉妻子寒暑时节“强衣足食”,注意身体。还谈到妻兄幼都曾乘便来到边境探望宣,可惜幼都行时仓促,未曾见到幼孙,故写此信告知此事。信中还提及宣前曾通过邮亭另写信给妻弟幼孝一事(《居延汉简甲编》)。从上两封信可以了解两汉时民间通讯仍是极为困难。赏和宣由于身为边境小吏,才有可能乘便捎信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两封私人书信的书写格式基本仍同于秦朝,开头各为:“赏伏地再拜请子卿足下”、“宣伏地再拜请幼孙少妇足下”。夫妻间如此客套,这自然很好笑,但明显这是当时书信的必需规格。从两封汉简中,丈夫称妻子为“少妇”,称岳父为“丈人”,可看出秦汉时彼此称呼与今约略相同。从前举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夫称妻为“新负(妇)”、称妻长辈为“丈人”、“姑姊”等,可看出秦汉称呼也相仿。这些可贵的资料,对今人研究人际关系史,有重要参考价值。至于那时的普通百姓,通信就更为困难。他们即使要用书信向政府反映情况,也不可能通过官邮进行,只有当事人通过“公车上书”,专程到京。汉武帝时名臣朱买臣就是通过这一途径晋见武帝的。 在留下的汉朝古诗里,有不少反映当时私人书信往来困难的情况。《古诗十九首》中,有一首说,“客从远方来,遗我一书札,上言‘长相思’,下言‘久离别’。置书怀袖中,三年字不灭”。一封信在袖中藏了三年,可见了书信的珍贵,也足见通信之难。在出土的汉简中,也常有牍书谈及通讯困难的情况。敦煌汉简中有一件政致幼卿君明的书信,说到五年多来由于政的“官薄身贱”,书信不通。可见,即使是边防小吏,也会由于身份低下,不能利用方便的通邮条件。 由于通信的限制,有时书信往来的疏密,竟能成为判定朋党的依据。《后汉书》讲了一个案例,说到名士杜安,“少有志节”,称为“奇童”。有一贵戚想拉拢他,给他写些书信,杜安素节自守,不愿和贵戚往来,把这些书信原封不动地藏在壁中。后来这个贵戚犯了事,官府清查党羽,杜安将原信全交了官,洗刷了和这个贵戚的干系。他这种清廉自律的行为,受到当时人的称赞。 汉朝只有一种人据有私邮设置,那就是一些有权有势的“诸侯王”。西汉初年,有不少同姓王曾设立自己的私人通信网。淮南王刘安手下便有不少宾客,为他收集各地情报,自组一套通信系统。汉武帝时具有特殊权势的酷吏王温舒,也自组一班人马作他的私驿,据说他曾拥有“私马五十匹为驿”。从河内(治所在今河南省武陟西南)到长安几达700余里,王温舒的私驿马跑两天接力便可往还。不过上述情况在整个两汉时期不是经常的,一旦割据局面结束,皇权加强,这些临时性的私驿也就销声匿迹了。 两汉的官邮,制度很严格。邮亭的来往文书要登记造册,称为“邮书簿”。来往邮路上的驿使或邮差有一定的服色,他们要头戴红头巾,臂着红色套袖,身背赤白囊,在驿路上奔驰起来十分醒目,有利于对专职邮使的认别。那时邮驿通信的速度是比较快的,马传一天可行三四百里,车传则可行70里左右,步行较慢,一天约可走四五十里。从西边的金城郡(今兰州市西北)用快马到长安,间隔共1450里,七天就可跑一个来回。据史载,东汉著名科学家张衡,制造出世界上最早的测示地震的候风地动仪。当有一天地动仪西边的一个龙头的含珠掉落在蛤蟆嘴中时,洛阳城许多人还不相信会发生地震。过了几天,陇西就有驿传飞马来报,证实了那里发生了地震。这一事例,足以证明当时邮驿制度的完善,传达信息迅速而且准确有效。 汉朝通信关禁制度很严,沿驿路出入关口,都要符信。在汉朝又叫“过所”,是驿者和行人的身份证明和通行许可证。在秦朝时本为木制,《古今注》说:“长五寸,书符信于上”,用板封上,再盖以御史的印章。这样的符信,在居延汉代遗址有不少发现。汉朝还有另一种以缯[zēng增]帛制成的符传,用两条书帛,过所驿者和检查者各持其一,对合后方可过关。《汉书》记载,名士终军,从济南入京当博士,步行入关,关吏验看他的身份证明,他说:“大丈夫西游,终不复传还”,扔下繻[xū需]制符信拂袖而去。从这一故事,说明汉时无论对邮驿使者,或对普通行人,关禁是很严的。居延肩水关出土了一件“汉张掖都尉棨[qǐ企]信”,用一种红色缯帛制成,上有墨笔篆书。专家考证,这就是当时作为身份证明的一种符信,悬于竿上作为出入关证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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