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 | |
![]() | |
9 元代的“站赤”制度
我国元朝时候,邮驿有了很大发展。元朝建立了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帝国。为了适应广大领域的统治,元朝统治者在邮驿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改革,把驿路范围大大扩展了。早在成吉思汗时代,就在西域地区新添了许多驿站。著名的长春真人丘处机在兴都库什山觐见成吉思汗时,即曾经过这些驿站。 成吉思汗大军占领辽西后,也立即在当地建立起有效的邮驿设施。《元史》记载,1215年,元军占领辽西,有人向政府报告义州(治所在今辽宁义县)将要反叛,镇将准备以屠城手段进行武力镇压,观察使王荣祖“驰驿”向成吉思汗报告,才制止了这次血洗。可见当时驿马奔驰十分迅速。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即位后,下令整顿地区驿铺,命令称:“诸牛马站每百户置汉车一具,各站俱置米仓,站户每年纳米一石。”可以看出,那时已有周密的驿站制度。 窝阔台和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,更把蒙古的驿路一直横贯到欧洲,形成联络欧亚大陆的一条长长的驿路。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原后,在辽阔的国土上,建立了严密的“站赤”制度,使邮驿通信十分有效地发挥效能。所谓“站赤”,是蒙古语“驿传”的译音。专家们考证,这个“站赤”原是指人,指管驿传的官员,后来也就通称驿站和驿传了。严格地讲,“驿站”这个词,是从元代才开始的。根据波斯史家拉施特在《史集》中的记载,元朝的驿路分为三种:一称帖里干道,蒙古语意为车道;二称木怜道,蒙语意为马道;三为纳怜道,蒙语意为小道。从地区讲,帖里干和木怜道,多用于岭北至上都、大都间的邮驿;纳怜道仅用于西北军务,大部分驿站在今甘肃省境内,所以亦称“甘肃纳怜驿”。 站赤制度,是一种系统而严密的驿传制度。广义地说,应包括驿站的管理条例、驿官职责、驿站设备以及对站户的赋税征收制度等等。元世祖忽必烈时,曾制定了一份《站赤条例》,这是当时有关驿传的基本管理条令。基本内容有10多项,诸如驿站组织领导、马匹的管理、驿站的饮食供应、验收马匹和约束站官、检验符牌、管理牧地、监督使臣和按时提调等等。元朝时各驿站设有驿令和提领导驿官,他们的职责是:如数供应良马,检验驿使凭证,清点驿站设备等。这些对驿站管理和对驿官考核的具体条例,对元代邮驿发展起了保证作用。 元朝的驿路四通八达。史家认为,元朝驿站制度之盛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,它是“元朝政府的神经和血液网络”,对维持政府在全国广大地区的统治具有重大的作用。尤其对发展我国边疆地区的交通,起有重要促进作用。今天东北三省,属于元朝的辽阳中书行省,有南北两大驿路干线,向北延伸到黑龙江入海处的奴尔干城,南抵高丽王都开京(今朝鲜开城),共辖有135个驿站,管理驿马6515匹,驿车2621辆,驿牛5259头,驿狗3000只。今甘肃地区,是元朝通西域、中亚的必经之路,有驿站47处,有的驿站拥有驿马300匹左右,最少的也有30匹(《经世大典·天下站名》)。 元朝通过驿路和西方有频繁的往来。当时中西国际驿路共有三条:一条从蒙古通往中亚;另一条是通往叶尼塞河、鄂毕河、额尔齐斯河上游的驿路;第三条为经过甘肃走廊通往中亚、欧洲的传统丝绸之路。对当时中西驿路的畅通,史家交口称赞。清初史家万斯同说:“元有天下,薄海内外,人迹所及,皆置驿传,使驿往来,如行国中。”意思是:元朝在凡有人居住之地都设置了驿站,往来世界,就像在自己国内一样。在今呼和浩特和武川县,曾先后发现波斯银币和金币,可以说是元朝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和驿路畅通的物证。 元朝的驿站都备有驿舍。这和宋朝的馆驿一样,是招待使臣住宿的房舍,其陈设之华丽也和宋馆驿相近。当时,意大利旅行家马可·波罗曾描写说:“有宏伟壮丽的建筑物,陈设华丽的房间”(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),来往官员住宿条件是舒适的。驿站负责给使臣配备交通工具,陆行有马、驴、牛,水行有舟,山行有轿,东北边远地区更有特殊用于冰上的驿狗。据统计,元朝全国1119处驿站共约有驿马45000匹。在东北的哈儿宾(即今哈尔滨)地区则有狗站15处,供应驿狗3000只。南方一些水运发达地区,主要是水驿运输,有水驿420多处,备驿船5920多艘。这些交通设施,构成了元朝在全国的一个很大的驿路交通网。
|
![]() |